孔武有力的身形，拳擊手的面孔，每當他走進醫院，便會投下一道令人膽戰心寒的陰影。
至少，這是我和我的醫學院同學們當年對那位比我們只高出幾屆的住院醫生的看法。
回首前塵，我現在意識到，那個年輕人是個時刻把病人狀況放在心上的大有作為的好醫生。可是他的那股子火爆脾氣，實在讓醫學院的學生把與其共事當成一場噩夢。我的無數同學被他罵作“蠢貨”、“廢物”。他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毫無征兆地突然沖人發作。我們一個個恍如受驚的小白鼠，將如此折磨當成醫學專業訓練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生怕稍有異議便會招來差評或低分，令自己的事業毀于一旦。
然而，突然有一天，我的一個屢次成為這位醫生痛斥對象的同學終于忍不住回嘴了。她當著其他醫學小組成員的面，對他的結論加以質疑，要求他給出解釋。當他開始沖她大叫大嚷的時候，她也以尖叫回應。
我們全都被這件事嚇壞了。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我們一方面贊嘆著她的勇氣，另一方面惴惴不安，覺得她的前途一準兒完蛋了。但這一事件中的某個細節令我們更加困惑。一個目睹了這場“尖叫對決”的同學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向那位醫生發出挑戰時，我們的這位女同學提高了聲線，擺出一副戰斗準備就緒的姿勢。“太奇怪了，”他回憶道，“就好像眼看著她變身為那個醫生一樣。”
30多年來，從事醫學教學的人均已深知，想要成為一名醫生，你不僅要通過不計其數的標準化考試、捱過沒完沒了的病房值班、經歷過年復一年的醫學培訓。對于許多醫學院學生來說，言語和肉體上的凌辱也是這令人精疲力竭的旅程中的一部分。
終于，一位在被虐待兒童研究領域做出開創性貢獻的兒科學家第一個注意到這一問題的存在。此前的多項研究發現，醫學院學生遭受凌辱的問題在第三學年最為嚴重。在這一年里，學生們開始與醫院中的資深醫生和住院醫以一對一或是小團隊的形式合作。第一批調查結果顯示，高達85%的學生認為在第三學年中遭受過凌辱。具體情況包括被大聲呵斥，罵為“窩囊廢”或是“最蠢的醫學院學生”，以低分或不及格相威脅，甚至被打、被推，或是成為飛擲而來的醫療器械的攻擊對象。
盡管如此，許多研究者仍認為，如果所有醫學院都承認這一情況確實存在，凌辱是可以被消除，或者是起碼可以被顯著減少的。制定基本的反騷擾政策，成立申訴委員會，開展教育、培訓和咨詢項目，都有助于打破凌辱的惡性循環。
一所醫學院率先做出改變。從1995年開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大衛·格芬醫學院(David Geffen School ofMedicine)著手實行了一系列全校范圍的改革。該所醫學院批準通過了旨在減少凌辱學生事件和強化預防的政策，成立了性別歧視及權力濫用委員會，將相關講座、研討會和培訓課程列為學生、住院醫和教職人員的必選科目，并設立了一個專門接收匿名報告的辦公室，對相關指控加以調查和處理。
為了評估這些創舉的有效性，該所醫學院還對所有即將結束第三學年學習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包含5個問題，圍繞學生是否覺得曾在這一年中被凌辱而展開。
該所醫學院剛剛發表了一項發人深省的研究結果。跨越13年的調查結果顯示，盡管提出相關指控的學生人數總體上有所下降，但仍有半數以上的醫學院學生表示，他們曾經被威脅或是被騷擾——無論是肢體上還是言語上。
據學生們反映，他們曾經被厲聲呵斥、推來搡去并出言威脅。一名學生回憶道，一名資深醫生一邊打他的手板一邊說，“教都教不會你，總打得會吧。”一些學生提及種族歧視的存在，描述那些資深的教員如何發怪聲，模仿外國口音。還有一些學生表示曾被“吃豆腐”及強迫約會，或是因為性別而備受冷落。
“看到這些結果時，我們都啞口無言，”該論文的主要作者、大衛·格芬醫學院性別歧視及權力濫用委員會主席兼副會長喬伊斯·M·弗萊德(JoyceM. Fried)如是說，“我們都為積習難改而深感失望。”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問題并非個案。事實上，全美醫學教育調查中，也涉及了有關凌辱學生的問題，結果顯示，情況差不多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同一屆學生所反映出來的個人經歷的驚人相似程度，更表明這不是某一所醫學院的問題，而與整個醫學教育培訓的傳統及體制問題相關。弗萊德說，“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我們學校的教職人員和住院醫生來自全美各地，他們中的一些人就曾在其他醫學院受到過凌辱。”
盡管調查結果令人沮喪，弗萊德女士及其同事仍舊相信，對醫學院學生的凌辱可以得到顯著控制——前提是所有的醫學院聯起手來，共同解決這個問題。“移風易俗是件相當困難的事，而且需要全國性行動，”弗萊德女士說。這些行動包括設立合作培訓項目，制定有關凌辱學生的政策規范，以及增加對現有各醫學院凌辱學生事件的透明度等等。
“醫學界好人眾多，也不乏道德楷模，”弗萊德女士說，“但這么多年來，對凌辱學生事件置若罔聞而不發一言的確已經成為一種風氣。”
“這種做法一直都是不對的，現在更不應該繼續得到縱容，”她補充說。
作者PAULINE W. CHEN, M.D.2013年11月20日。本文最初發表于2012年8月10日。
終于，一位在被虐待兒童研究領域做出開創性貢獻的兒科學家第一個注意到這一問題的存在。此前的多項研究發現，醫學院學生遭受凌辱的問題在第三學年最為嚴重。在這一年里，學生們開始與醫院中的資深醫生和住院醫以一對一或是小團隊的形式合作。第一批調查結果顯示，高達85%的學生認為在第三學年中遭受過凌辱。具體情況包括被大聲呵斥，罵為“窩囊廢”或是“最蠢的醫學院學生”，以低分或不及格相威脅，甚至被打、被推，或是成為飛擲而來的醫療器械的攻擊對象。
盡管如此，許多研究者仍認為，如果所有醫學院都承認這一情況確實存在，凌辱是可以被消除，或者是起碼可以被顯著減少的。制定基本的反騷擾政策，成立申訴委員會，開展教育、培訓和咨詢項目，都有助于打破凌辱的惡性循環。
一所醫學院率先做出改變。從1995年開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大衛·格芬醫學院(David Geffen School ofMedicine)著手實行了一系列全校范圍的改革。該所醫學院批準通過了旨在減少凌辱學生事件和強化預防的政策，成立了性別歧視及權力濫用委員會，將相關講座、研討會和培訓課程列為學生、住院醫和教職人員的必選科目，并設立了一個專門接收匿名報告的辦公室，對相關指控加以調查和處理。
為了評估這些創舉的有效性，該所醫學院還對所有即將結束第三學年學習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包含5個問題，圍繞學生是否覺得曾在這一年中被凌辱而展開。
該所醫學院剛剛發表了一項發人深省的研究結果。跨越13年的調查結果顯示，盡管提出相關指控的學生人數總體上有所下降，但仍有半數以上的醫學院學生表示，他們曾經被威脅或是被騷擾——無論是肢體上還是言語上。
據學生們反映，他們曾經被厲聲呵斥、推來搡去并出言威脅。一名學生回憶道，一名資深醫生一邊打他的手板一邊說，“教都教不會你，總打得會吧。”一些學生提及種族歧視的存在，描述那些資深的教員如何發怪聲，模仿外國口音。還有一些學生表示曾被“吃豆腐”及強迫約會，或是因為性別而備受冷落。
“看到這些結果時，我們都啞口無言，”該論文的主要作者、大衛·格芬醫學院性別歧視及權力濫用委員會主席兼副會長喬伊斯·M·弗萊德(JoyceM. Fried)如是說，“我們都為積習難改而深感失望。”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問題并非個案。事實上，全美醫學教育調查中，也涉及了有關凌辱學生的問題，結果顯示，情況差不多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同一屆學生所反映出來的個人經歷的驚人相似程度，更表明這不是某一所醫學院的問題，而與整個醫學教育培訓的傳統及體制問題相關。弗萊德說，“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我們學校的教職人員和住院醫生來自全美各地，他們中的一些人就曾在其他醫學院受到過凌辱。”
盡管調查結果令人沮喪，弗萊德女士及其同事仍舊相信，對醫學院學生的凌辱可以得到顯著控制——前提是所有的醫學院聯起手來，共同解決這個問題。“移風易俗是件相當困難的事，而且需要全國性行動，”弗萊德女士說。這些行動包括設立合作培訓項目，制定有關凌辱學生的政策規范，以及增加對現有各醫學院凌辱學生事件的透明度等等。
“醫學界好人眾多，也不乏道德楷模，”弗萊德女士說，“但這么多年來，對凌辱學生事件置若罔聞而不發一言的確已經成為一種風氣。”
“這種做法一直都是不對的，現在更不應該繼續得到縱容，”她補充說。
作者PAULINE W. CHEN, M.D.2013年11月20日。本文最初發表于201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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